吴爽：西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两汉时期汉语汉文在西域的使用与传播为视角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4期
西域都护的设置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汉语成为西域官府文书通用语。汉语、汉文在西域的使用与传播，是西域各族人民认同、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见证。
汉经营西域始于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汉欲联合月氏共击匈奴，以“断匈奴右臂”，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在西汉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共同抗击下，匈奴日逐王于神爵二年（前60）降汉，汉朝设置西域都护，治乌垒，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了汉代迁入西域的汉人、汉语汉文在西域的使用以及汉文化的传播等问题，[2]但所论尚有余义。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就两汉时期西域汉语汉文的使用与传播及西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作一论述，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汉代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此后“汉族”“汉语”“汉字”等称谓，逐渐固定下来，汉语汉字成为西域官方语言文字，也是西域各民族最早使用的文字之一。汉语汉文在西域的广泛使用，既是西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方式，也是他们认同中华文化的具体体现。
汉代，西域的汉语使用群体，主要是以下各类人员：
1 屯戍官兵及其家属 为有效行使主权，维护西域的社会稳定，汉朝政府派遣军队戍卫西域，驻兵屯田。各屯戍地点规模少则百人，多则千人。各地屯戍官兵须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的通达和丝绸之路的通畅，以及来往使节、商人的安全。这些屯田戍边的士卒，是当地汉语使用的主要人群。据考证，他们主要来自与西域关系密切的敦煌郡，酒泉、张掖、武威、金城，京畿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与南阳郡、上郡。[3]这些区域正是当时讲“雅言”即“官话”的核心区域。
屯戍官兵所带家属，自然是使用汉语汉文群体中的一部分。罗布淖尔北岸的土垠遗址出土的70余枚木简中，34、35、36号木简虽有残缺，但“妻”“私从者”等字仍能清晰辨认，说明屯戍兵士携带家眷是普遍现象。[4]两汉屯田之地，亦有数量不等的儒家童蒙读物出土，应当是屯戍兵士子女的启蒙读物。
2 质子（侍子） 质子一般是西域各地国王之子或其他贵族，“被当做构成藩属关系的必备要件和藩国应尽的一项基本义务。”[5]《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惟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元帝时尝为质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勑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天凤五年，延死，谥忠武王，子康代立。”[6]康死后，谥宣成王。由此可见，莎车王延、康父子皆精通汉语，通晓中原文化，是西域各地质子返回西域后传播汉语汉文的贵族阶层的代表。
3 和亲公主及其侍从 西汉时，曾先后以两位宗室女细君、解忧为公主妻乌孙昆莫。细君公主出嫁时，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署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7]。解忧公主出嫁时的规模虽未记载，但参照细君公主之先例，解忧公主的随行侍御规模应复如是。解忧公主在乌孙“生三男两女，长男曰元贵靡，次曰万年，为莎车王，次曰大乐，为左大将。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翖侯妻。”[8]宣帝时，解忧公主“遣女（弟史）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9]。龟兹王绛宾久慕汉家文化，又为弟史风采所折，分别向解忧公主及汉帝遣使，求娶弟史为妻。后，弟史以汉公主身份妻绛宾，送亲队伍中除上文已有提及的“官署侍御”外，还有歌舞乐人若干。
4 中央与西域互派的使节 《史记·大宛列传》记述了丝绸之路上往来中原与西域的使者队伍盛况：“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10]往来使者，携带大量贵重的贡赐之物，而这些使者中，就有不少操汉语之人。如悬泉置出土汉简中提到的“大宛使者侯陵”“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小昆弥使者知适”等人名。[11]有学者推测，“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其先人就是流亡西域的中原使者或兵士，逃脱了被贩卖为奴的命运，成为了西域城郭行国的译长等官员”，[12]杨伯刀也因此能够成为康居王的使者，出使中原。
5 西域各城郭中的翻译机构人员 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途中，经大宛，请求大宛王送他去月氏，并许诺财物，“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译，抵康居。”[13]张骞二次出使西域，东归途中访乌孙，“乌孙发导译送骞还”[14]。史书所见两汉时之西域译人，大部分应是通晓汉语之西域人。西汉统一西域后，汉语文成为西域官方通用语，得到广泛传播。西域各城郭中，都设有“译长”一职，负责汉语与当地语言互译。据《汉书·西域传》可知，西域各国不论人口多寡、土地大小，均设译长，凡39人。最小的单桓国，仅有户27，口194，胜兵45，亦设有译长一人。译长的行政级别虽低，但也是西域各国不可缺少的重要官职。所以，他们和其他诸国官吏一样“皆佩汉印绶”[15]。
6 自发的流动人口 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两地的贸易往来早已实现，中原丰富的商品深受西域及更远地区人们的喜爱。西域都护设置以后，屯田点、亭燧的建立，熙熙攘攘的使者、商人，使得这条贸易通道更加繁荣。从中原入西域的商旅，是以汉语为母语，以往来中原与西域经商的共同目的为基础构成的言语社团。这些商人，有些会携妻带子，最终全家老小在西域定居，有些则会在西域组建新的家庭。这些商人居住、生活的区域，小范围相对集中，大范围上又分布于诸国。因此，他们是西域母语为汉语的使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7 佛教僧侣 佛教在两汉之际由古印度传入西域，并开始向中原传播。“目前已知最早的有纪年的汉译经典是月支僧人支谶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翻译的《阿閦佛国经》。”[16]支谶和安息人安世高一样，是最早汉译佛经的西域人。他们在“汉人或汉化了的助手们的帮助下，为汉地信众翻译了相当多的一批宗教文献”[17]。
8 民间自发的汉语学习者 两汉时西域自发学习汉语者，见诸史籍的主要是贵族阶层，他们学习汉语和中原的礼乐、律法等制度。建初三年（78），班超上疏汉章帝：“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大小欣欣，贡奉不绝。”[18]正说明了西域各地学习中原文化的热情。龟兹王绛宾乐慕中原汉家文化，自发学习汉语汉文，向出嫁乌孙的解忧公主求娶其长女弟史，宣帝以弟史为汉宗室女之身份妻绛宾，不仅赐印绶、金银等，还赐有歌舞乐人若干。还归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19]
西汉前西域各地已有汉语、汉文的使用。[20]西汉时，伴随着西域都护的设置，在西域各地置专门的译长，汉语官方使用语言的地位得到确认。这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是西域各地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这一重要转变，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这些文物主要归为以下几类：
1 文书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文弼先生赴罗布淖尔，共获木简70余枚，并在《罗布淖尔汉简考释》[21]中对其中68枚做了考释或记录。根据木简中的记录，木简的发掘地今称“土垠遗址”，其存在时间至少在宣帝时的黄龙元年（前49）至成帝时的元延五年（前8），[22]共计40余年。土垠遗址出土的麻纸，“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按此纸出罗布淖尔古烽燧亭中，同时出土有黄龙元年之木简，为汉宣帝年号，则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23]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等人，亦先后多次在楼兰、尼雅等地发掘出土大量汉晋时期的汉文文书。其中，斯坦因仅在民丰县尼雅遗址就发掘木简30件，且多数属于两汉时期。
目前，已知属于汉代的汉文文书大致可以分为：官方文书类、信件类、教育文学类。
官方文书类 在这些已被证实属于两汉官方文书的木简中，有对屯田、契税收缴、物资发放的记录，还有往来该地的各国使者的记载等等。官方文书的发现，不仅有助于今人了解史籍记载中一些不甚详细之处，还能与其中的一些内容相互印证，有补阙勘误之用。如:
君使宣告左右部司马衍□□□（简八）
居卢訾仓以邮行（简一三）
□□□□□家属六人官驼二匹食率匹二升（简四一）
（前缺）意欲毋加诸人子曰赐非（简五九）[24]
值得一提的是，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淖尔所得一枚汉简（简20）就曾提及“庚戌旦出坐西传日出时三老来坐食时归舍”。[25]“三老”是汉时治理乡村的乡官，罗布淖尔出土有关“三老”的木简记录，则说明汉时的乡里制度已在西域实施。
信件类 民丰县出土的8枚明显带有西域特征的信件类汉文木简，均以汉隶书写。[26]其中，“王母”“大王”“小大（太）子”“且末夫人”明显是西域贵族，“九健持”“休鸟宋耶”明显是西域人名。民丰县尼雅遗址属古精绝国遗址，“且末夫人”则说明且末上层妇女同样精通汉语。此外，还“在精绝王宫发现过王室成员应酬赠礼的汉文‘木签’”，而汉朝“曾派出教习首先对精绝王室及统治层人物进行过汉文字教育”[27]，当时的精绝贵族阶层已能熟练使用汉文。
教育文学类 1931、1993年，尼雅遗址先后出土了载有《仓颉篇》的木简，而《仓颉篇》是秦汉时中原地区的课本。罗布淖尔第59简言及“亦欲毋加诸人子曰赐非”，黄文弼考证其为两千年前的《论语》版本。这些内容与中原各地出土的《仓颉篇》《论语》相互印证。尼雅遗址出土的精绝国使用的汉文读本《仓颉篇》简文，残留文字与中原地区的课本《仓颉篇》一致。
2 生活用品类 织锦与铜镜是西域人民日常使用的物品，其上亦有不少汉文化元素。新疆出土的两汉织物上常出现汉字和中原流行的纹样如云纹、瑞兽纹等。民丰县尼雅遗址和若羌县楼兰故城附近这类织物出土较为集中，其中尤以尼雅遗址为最。以中原织锦为原料制成的西域式的服饰，如“万事如意”隶书文字锦袍，彩锦饰以卷云纹和茱萸纹；“元和元年”锦囊，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文字纪年的织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衾，纹样为变形云纹和茱萸纹，其间以小篆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字样；“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护臂，在云纹中织出生动的凤凰、鸾鸟、麒麟等瑞兽纹样，是西域各族人民崇尚中华文化的缩影。
新疆出土的织锦上的文字内容，大多也会出现在同一时期中原生产、使用的铜镜与织锦上。究其来源，可能是中央政府的赐予，也可能是民间丝绸贸易自然往来的结果，而“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的字样，则说明西域还存在史籍未曾记载的其他以汉女妻西域某城郭国王室的可能。
目前新疆已出土的两汉时期的铜镜，部分带有铭文。如和静县223团机务连出土的四神规矩纹铜镜，上有十二地支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外圈环列二十八字隶书铭文“尚方作镜真太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的“君宜高官”铜镜，楼兰古墓群出土的“长宜子孙”铜镜，都是中原地区出土的两汉铜镜中的常见类型。
3 铭文类 新疆各地多有中原铸造货币出土。黄文弼先生曾记录了在土垠遗址获得五铢钱之事，“沿道西偏南20度行，在土阜之旁，五铢钱散布地表，俯拾即是。归而数之，得六百余枚”[28]。侯灿先生还曾在“楼兰遗址区获得铜币140枚，其中两汉139枚，完整者135枚”[29]。除使用中原地区流通的货币外，西域各地亦有将汉字与当地使用的其他语言共同铸造在钱币上的做法，其最出名者为汉佉二体钱。林梅村先生结合其上的佉卢文，考证汉佉二体钱应为东汉年间于阗王秋仁所铸。[30]中原铸造的货币能够在西域流通，推进了汉文在西域行用的广泛性。
新疆还有两汉时的汉文印章出土。李崇印出土于新和县乌什卡特古城，上以篆书阴刻“李崇之印信”五字。李崇曾在新莽时的天凤三年（16）任西域都护，后卒于龟兹，有学者认为这枚印信是李崇的私印。1953年出土于新疆新和县“汉归义羌长”铜印，就是汉朝中央政权颁发给某羌人首领的官印。汉朝通过授予印绶的方式，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作为地方官员行使权力，从而将西域诸城郭首领纳入汉王朝的职官体系之中。土垠遗址另有铜制私人名章出土，疑为守护烽火台之官员私物。[31]汉文印章的出土，是汉语汉文在西域通行的又一力证。
碑铭、石刻也是西域使用汉语汉文的重要依据。任尚碑原立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松树塘，碑文多已模糊，“惟汉永元五年”“平任尚”等十余字仍可辨认。结合任尚生平，此碑记载的应为和帝永元五年（93），“匈奴单于於除鞬叛，遣中郎将任尚讨灭之”[32]一事。裴岑纪功碑，清雍正年间发现于今巴里坤，后有移动，并据旧碑重刻，现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碑文记载的是裴岑作为敦煌太守，将郡兵诛呼衍王，平定其部众叛乱一事。保存至今的今新疆拜城县黑英山东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亭诵”石刻，刻于永寿四年（158），全文均以汉字书写，反映出汉语在西域龟兹的使用。
汉朝在西域以汉文发布政令为历朝历代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域奉正朔、从仪轨、明法令、同文书，保证了文化上的同出一源，是西域与中原构建共同文化心理的坚实基础，也是西域同中原，从朝贡到藩属，再到纳质内属，实行郡县制，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动力源泉。
两汉前后，在汉语汉文的广泛使用和传播的基础上，西域形成了对早期中华文化的认同。源起中原的华夏族群在两汉以后渐得名“汉族”，“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33]汉语汉文的使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纽带的重要作用。
首先，于国家政权而言，汉语汉文的使用，保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令通畅、法度同一，有利于全国上下政策施行的一致；以语言文字为桥梁，西域开始学习中原的军政制度、职官设置，并在当地实施，保证了全国各地制度、官职上逐渐趋向一致。新疆、甘肃等地，曾出土大量两汉及以后往来中央与西域的官方文书，涉及中央对西域各城郭的册封赏赐、要求西域各地执行中央决策的行政命令、派遣质子或使者进献贡物的名册等各方面。
其次，汉文典籍的传入，对西域当地的语言文字甚至思想文化都产生了影响。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和政治准则，以儒学国家理论为基础的国家认同也藉此而形成和强化。”[34]习儒学、知儒法的中原官员、士兵带来儒家典籍，供自己所在的语言社团使用，儒学在西域已有传播。其后，麴氏高昌向北魏孝明帝求借正统儒家经典、请赐五经博士，获得了孝明帝的首肯。高昌儒学兴盛，“有《诗经》《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传授”[35]，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
“古代蒙书，最早为《史籀篇》，秦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汉代合为一书，作《仓颉篇》，西汉中期《急就篇》出，逐步取代《仓颉篇》。”[36]从土垠遗址出土的《论语》，到尼雅遗址出土的《仓颉篇》，再到高昌出土的《急就章注》《千字文》，儒家文化完成了从成人到学龄儿童的增扩。有学者认为，东汉中期以前“中央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波及到地方，促使官僚阶级诞生，进而又促成了地方望族的形成”[37]。
最后，西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多元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为中华文化的西传发挥了重要作用。陆上丝绸之路，早期以粟麦、玉石、丝绸等为主要流通货物，至汉代，已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38]的繁忙景象，商品种类亦大为丰富。各种货币如赫拉狄斯银币、丘就却铜币，以及大量各类汉代铜钱，甚至还有铸造货币的五铢钱范，[39]在西域均有出土。但最能体现西域人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是前文已有提及的“汉佉二体钱”。在接纳了西来文化、融合了中原汉文化以后，在汉室衰微的东汉末年，于阗仍能坚持发行铸有汉字的货币，再结合同时期的两次遣使奉献的史实，[40]更能体现西域人同属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
“语言认同的背后更多是文化的认同，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趋同现象。”[41]两汉近四百年间，经过西域与中原的交往交流交融，西域汉语汉文的使用已不仅仅是文化上的“慕乐”与认同，还有西域各民族在国家观念上从属于中央政权的朴素情感。这种认同与归属，为历代所延续，西域认同与积极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
[1]本文系新疆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疆的传承与发展”（项目编号：19BSH059）的阶段性成果。
[2]具体内容详见：贾丛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第1～8页；王子今，乔松林：《“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西域研究》2013年第1期，第9～15页；杜倩萍：《屯田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西域研究》2014年第3期，第104～110页。
[3]有关这一考证的详细内容，参见贾丛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第8页。
[4]有关这些木简的考释，参见孟池（马雍）：《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年第7期，第30页。
[5]刘国防：《汉朝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新疆通史·图录》编撰委员会编：《新疆通史·图录 先秦秦汉》，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323页。
[6]《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3页（以下正史均采用中华书局2012～2013年出版的标点校勘本）。
[7]《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03页。
[8]《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04页。
[9]《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16页。
[10]《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0页。
[11]各国使者的详细信息，参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3、118、143页。
[12]有关康居使者杨伯刀身份的推测，参见贾丛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第3页。
[13]《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58页。
[14]《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69页。
[15]《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28页。
[16]朱庆之：《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17]〔荷〕许理和著；蒋绍愚，吴娟译：《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朱庆之：《佛教汉语研究》，第75页。
[18]《后汉书》卷四七《班梁列传》，第1575～1576页。
[19]《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16页。
[20]王守春先生曾在《〈山海经〉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一文中论述了《山海经》中部分涉及古代新疆的历史地理相关描写的真实性，可作为西域与中原已有经济、人员往来，并能将所见所闻记录在册的证明之一。此外，前文已有提及，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分别得大宛、乌孙“为发导译”，此时均在西域都护设置之前。“译人”的普遍存在可为证明之二。
[21]黄文弼先生对这些木简的记录与考释，可参见黄文弼，黄烈：《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75～402页。
[22]成帝时的元延五年实际上已经改元称绥合，是为绥合元年。据此推测，此时已是古烽燧存在的末期，可能屯戍烽燧之军民已无法同中央取得联系，因此不知改元之事。这种年号变更西域却无所知的现象，在后来中央对西域管理薄弱之时亦有出现。
[23]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48年，第168页。
[24]均引自黄文弼：《罗布淖尔汉简考释》，黄文弼，黄烈：《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第380～394页。
[25]黄文弼，黄烈：《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第383页。
[26]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第223～224页。
[27]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
[28]黄文弼，黄烈：《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第372页。
[29]侯灿：《楼兰考古发现的钱币》，《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中西书局，2019年，第403页。
[30]林梅村：《佉卢文书及汉佉二体钱所记于阗大王考》，《文物》1987年第2期，第42页。
[31]黄文弼，黄烈：《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第370页。
[32]《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177页。
[3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4页。
[34]彭丰文：《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35]《北史》卷九七《西域传》，第3214～3215页。
[36]陆锡兴：《汉字传播史》，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24页。
[37]〔日〕谷川道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总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第5页。
[38]《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31页。
[39]库车县龟兹古城曾出土汉五铢钱范，今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40]《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第382页，“七年（202）夏五月……于阗国献驯象”；《三国志》卷二《文帝纪》，第58页，延康元年（220）“濊貊、扶馀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
[41]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献语言导论》，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作者系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校：王文洲
审校：王润泽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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